大胆安倍的财经政策

“大胆”安倍的财经政策

日本面临的众多经济问题确实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安倍可用的政策工具并不多

在12月16日的日本众议院选举中，日本自民党获得压倒性胜利。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毫无悬念地成为日本新一任首相。这位1955年以来首位先后两次出任日本首相之人，能否拯救日本经济？他将给日本经济带来何种影响？　　安倍晋三的经济政策，核心就是金融领域的量化宽松政策与财政领域的积极投资。尤其在货币政策方面，更是提出“大胆的金融缓和”政策。　　长期以来，日本经济始终苦于通货紧缩困扰。作为央行，日本银行拥有相对独立的货币政策制定权，并将通胀率目标长期定为1%。对此，安倍晋三认为日本银行的货币政策过于保守，应当将通胀率设定为2%甚至3%，并在通缩转为通胀之前，进行“无限制的量化宽松”政策，即所谓的“大胆的金融缓和”。同时，他还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使日元贬值，以利支撑日本的制造业发展。他甚至具体提出，将由日本财务省、日本银行和民间企业建立“官民协调外债基金”，由这一基金在国际市场购买外国国债。　　在财政方面，安倍的政策更令人意想不到——在公共事业领域推出规模约为数十万亿日元的补充预算。日本每年财政预算总规模约为100万亿日元，其中50余万亿日元都来源于新增国债，各类国债总额已达到900余万亿日元，约为GDP的2.5倍，或是政府年财政收入的20倍。在中央政府财政如此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安倍的大规模公共事业投资与“无限制的量化宽松”是否会加剧甚至直接导致债务危机，引发日本国内的担忧。　　一向对通胀目标谨慎、主张稳健货币政策的日本银行总裁白川方明与安倍之间的意见对立颇为尖锐，以致于安倍在12月16日大选结束当晚就在记者会上说：“(关于19日到20日日本银行即将举行的金融政策讨论会议)希望日本银行方面充分认识到选举结果，作出恰当的判断。”　　根据现行《日本银行法》，内阁无法干预日本银行的货币政策权力。不过安倍已经打算利用执政联盟在国会的优势地位修改此法，加强政府对货币政策的干预能力。他还要求日本银行与政府达成货币政策协议，明确规定物价目标。12月18日，安倍在大选后首次与白川进行会谈，明确提出了“2%”的通胀指标，并要求白川予以考虑。　　当然，安倍不担心白川的“抵抗”。明年4月，白川的任期将满，安倍已着手研究下一届央行总裁人选。在目前传出的候选人中，除日本银行现任副职外，多为具有一定自由主义倾向的经济学家或前官员，例如曾在小泉政府担任财务大臣的庆应义塾大学教授竹中平藏等人。　　但“印钱”不能解决日本经济的问题。自民党在大选前公布的54页竞选纲领中，“经济成长”部分仅有6页。其中提出要建设“亚洲第一的金融和资本市场”，将金融业占GDP的比例提升至10%以上等，但都缺乏具体政策的支撑。　　日本正面临若干难以挽回的困难：人口老龄化、少子化日趋严重，造成国内市场发展停滞；制造业逐步失去竞争力，产业“空洞化”严重；社保等支出快速增加，国债负担势必进一步加剧……这些经济问题确实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安倍可用的政策工具并不多。　　不过鉴于安倍拥有一个相当强势的政权——自民党与公明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占据众议院超过三分之二的议席，具有强行通过法案的能力——量化宽松政策、公共投资计划等付诸实施应不困难。但是，这些政策虽能在一段时间内使日本经济的个别指标获得一定改善，但却无法解决日本经济面临的根本问题。　　此外，安倍的政治和外交政策与其经济政策存在矛盾。日本如果要寻求长期、持续、稳定的发展，“中国因素”不可忽视。日本国内媒体普遍认为，安倍上台，意味着中日在钓鱼岛等问题上的对立将不可避免地长期化，中日之间的经济合作必将受到负面影响。

拉丁美洲和非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以及泰国是另一个类型，问题之一是政府社保做得不够，二是企业结构不平衡。这些国家社会分化，政府没有扮演应该扮演的角色。而政府要做的事情，一方面是社会政策，另一方面也包括企业结构调整的内容。虽然很多这样的国家和地区都有民主，但却几乎没有希望。在那里，民主与暴力、无秩序、贫穷相伴。　　《财经国家周刊》：一次分配与企业结构有怎样的关系？中国需要在分配方面注意什么？　　郑永年：什么样的企业结构产生什么样的一次分配。如果说中国的分配不公平，主要是一次分配出了问题。二次分配只是一个补充，是政府通过税收手段的调节。任何国家如果把二次分配作为主体，几乎肯定会失败。欧洲福利过度，实际上就是二次分配太过了。　　中国的中产阶层要做大，必须从一次分配入手。在很多国家，国企和民企不平衡是收入不平衡的原因，包括新加坡。在中国的国情下，这个问题主要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不平衡，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的不平衡。如果企业结构不良，二次分配也没有用。中国的国家税收能力过去20年间迅速增长，但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也比较严重。一次分配出了问题，太强调二次分配也没用，最多就是做一些“杀富济贫”的事情。　　《财经国家周刊》：企业结构不平衡，如何牵制中国中产阶层的崛起？　　郑永年：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花了20多年时间成功使中产阶层壮大，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了，中产阶层已有了一定的基础，但是还不充分，主要原因：一是企业结构的问题；二是因为社会保障政策没做好，比如(一个家庭)小孩上学，生一场病，可能就返贫了；三是社会阶层的固化，国有企业基本上变成了一个城堡，一般人进不去。为什么有官二代，富二代，就是社会阶层固化了。固化，就是企业结构有问题。　　中国要做的，一是要改变经济结构，使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更加平衡；二是开放制度。中国税收能力强大，社会却越来越分化，说明制度出了问题。西方是税收越来越高，但是他们有民主，所以钱要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中国没有相应的制度压力和制约，只是单向互动。也就是说，只能靠好的政府和领导人，才能做到好的分配。在中国，如果只强调税收二次分配，可说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中产可从房产起步　　新加坡中产阶层的扩大，是伴随着政府的组屋政策和中央公积金政策起步的。新加坡80%的公共住房覆盖率，保证了除富裕人群以外的大多数国民“居者有其屋”，从而保证了该国中产阶层的稳定性。　　中国近几年的保障房建设，已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住房压力。然而，如何通过保障房建设进而起到扶持中产阶层壮大的作用，仍有待向新加坡等地学习。　　《财经国家周刊》：新加坡的中产阶层壮大过程中有两项制度设计特别重要，一个是组屋政策，另一个是中央公积金。中国如何借鉴？　　郑永年：当然是从公共住房入手。应该由国有企业做起来。新加坡的公共住房覆盖率达到80%，香港也有40%，中国目前只有不足20%。　　新加坡的组屋政策是从欧洲学来的，起初是为了保护穷人。后来新加坡把组屋政策做成了李光耀所说的资产增值，其性质也发生变化，成为全民性质，覆盖富人之外的所有社会成员。富人超过一定收入不能买。　　资产增值是怎么实现呢？就是让一个家庭以折扣价买组屋，5年之后可以出售，差额归居民。这个差额很大。美国对这种差价的做法是要交给政府。新加坡则给了老百姓。

这个制度设计非常重要。新加坡的组屋市场，和另一个完全的商品房市场各自封闭，他们之间不可转换，也互不流通。　　《财经国家周刊》：中国的不少经适房五年之后可以转成普通商品房出售，房子本身的性质变了。这是否意味着政府建设的公共住房覆盖面失去了累积效应？　　郑永年：这个问题不用担心。中国的住房从总体套数来看，已经不少了。但中国住房的分配不公平。如果把所有的房子都算上，现在中国人的住房实际上并不少。问题是有七八套房子的人很多。这是一个遗留的问题。十年以后，人口下降，中国的房子反而会太多。　　《财经国家周刊》：通过什么办法来进行调整？　　郑永年：现在的问题就是怎样让住房分配公平一点。中国应该采取累进税制，第一套房子收税5%，甚至免税。第二套房子收25%，第三套房子收50%，是可行的。累进的房产税会促使人们把多余的房子卖掉。现在建设公共住房的同时，其实还可以把多的房子释放出一部分，使之流向社会。这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有大量的存量房产和计划中的公租房，可以借此做一个国家性的项目，来完成中产在房产上的起步。作为一个公用事业，政府有责任去推动，这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不过，房子的问题不单单是经济问题。中国要一方面慢慢增加房地产供应，另外一方面调整政策，让有些人退出。在这个问题上要有政治头脑。可以先用房地产税，然后再慢慢增加供应，否则会引起泡沫破裂。　　目前，在中国的社会保障(计划)当中，医疗、教育和住房中，唯一可能突破的就是住房。　　农民工亦可变身中产　　中产阶层的社会生成机制在于，靠市场培育，靠政府保护。郑永年认为，中国的中产阶层尚且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教育、医疗、住房都是风险。除此之外，农民工进城、十八大的收入倍增计划，均与中产阶层的扩大相关，而这些，需要专业和精细的施政措施。　　《财经国家周刊》：在目前中国正进行的城镇化浪潮中，农民工是否有可能变成中产阶层？　　郑永年：中国现在不是简单的(城乡)二元结构，而是三元结构，第三元是农民工。搞城乡统筹，主要还是照顾农民工二代。第二代农民工生在城市，长在城市，工作在城市。如果在西方国家来说，他们就是新兴的产业工人。只是中国的户籍制度把他们变成非农非工，所以叫做农民工，这个第三元最危险。解决他们的问题就要求进行户籍制度改革，把他们变成城市人口，他们同时也是消费群体。　　其实这个也不难。去东莞看一看，整个城市的主要人口就是他们。没了他们这个城市就死掉了。　　《财经国家周刊》：只给他们户籍就可以解决问题吗？他们的收入非常低。　　郑永年：非常低也没问题。收入会慢慢增加。对他们来说主要是政府提供公共住房。一些地方的公共住房也在慢慢对他们开放，只不过要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我想这个门槛会越来越低。　　这也是现在就要做的事情。实际上已经有一点晚了。广东顺德等地方的保障房实际上也是覆盖农民工的。广东要推广这些实际上并不难，只不过没有提上日程。　　《财经国家周刊》：刚结束的十八大提出收入倍增计划，你如何看待？　　郑永年：收入分配改革要小心，有很多技术细节需要注意，且非常重要。很多政策口号性的东西都需要细化成操作层面的细节设计。关键是谁来做？如果抽掉了制度细节设计，就无所谓改革了。

猜想六：解决B股去向　　发生概率：50%　　己经完成历史使命的B股市场，由于长期没有新股发行，很难再吸引到足够多的“人气”。因此，无论是价值投资还是趋势投资，都没有吸引到大资金的关注和进驻。而管理层自2001年2月B股市场对境内自然人开放以后，便再无重大举措。　　其实，B股市场遗留的历史问题如何解决？有关方面早已就此作出过探讨，包括回购、换股等方式都有实施的可能性。但是十多年来，关于解决B股问题的呼声都停留在口头上，缺乏现实的契机。　　国际板可能在2013年推出，或许会给B股问题的带来解决的可能，有分析人士指出，国际板推出需要解决资金募集是采用人民币还是外币形式，或者是直接发行还是发行存托凭证的形式，但无论最终管理层采用何种方式推出国际板，都将促使B股市场问题进行重新定位，B股市场去向问题或在2013年得到解决。　　猜想七：创业板出现首例退市公司　　发生概率：50%　　此前屡闻“雷声”不见“雨点”的创业板公司退市制度开始进入实质性阶段。2012年4月20日，深交所正式发布修订后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从2012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　　资料显示，创业板终止上市的23条引发条件，包括最近三年内累计受到深交所三次公开谴责；连续20个交易日每日收盘价均低于每股面值；连续120个交易日累计股票成交量低于100万股；最近两年年末净资产为负；连续四年亏损等。其中，公开谴责指标、交易价格指标和交易量指标，为直接退市指标，中间并没有暂停上市的过渡。　　尽管创业板目前还没有出现《规则》中的“净资产为负”的上市公司，但数据显示，目前350多家创业板上市公司中，己经有多家出现了2010年净利润率较2009年下滑。2011年较2010年的下滑情形，当中又多家2012年三季报净利润率同比又出现下降。从相关公司业绩下降的速度来看，2013年很大可能会出现首家创业板退市公司。　　猜想八：最高上挑2750　　发生概率：60%　　券商研究所在每年年终的策略报告中都会对来年指数的可能运行区间进行预测，大多数券商认为2013年股指运行区间为1850-2450点附近。　　从各大券商发布的2013年投资策略来看，至少有3家认为2012年A股的高位会去到2500点或以上。其中最为乐观的是高华证券，其策略分析师孙贤兵表示，目前中国沪深300(2383.913,2.70,0.11%)估值水平处在历史低位，横向同国际比较也处个低位。他判断，2013年年中A股目标点位2600点，年末2750点。而看高至2700点还有国盛证券.　　除了上述提到的两家券商外，对2013年A股市走势还有中金公司以及瑞银证券等，其中，中金公司预计，2013年第一季度随着市场流动性的改善以及经济继续维持企稳回升态势，A股有望出现一波10%-15%反弹，如果届时配合货币政策进一步放松，反弹幅度可能更大一些。　　猜想九：最低下探1700点　　发生概率：50%　　给出2013年沪指波动区间的策略报告中，绝大部分都将波动区间的下限定到2000点以下，其中，中原证券还给1700点的低点，其认为，一方面，市场需要等待估值结构风险的充分释放，这或许是漫长进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另一方面，市场也在等待整个社会风险溢价率的下降，并改变目前股市资金被分流的窘境。预计2013年上证综指在1700点-2500点区间震荡。　　持有相类似谨慎态度的还有华泰证券、国泰君安和申银万国等。其中，华泰证券表示，“2013年A股回落趋势仍在‘中点’而非‘终点’。”　　申银万国给出2013年沪波动区间为1800-2200点，值得一提的是，申银万国在一年前对2012年进行前瞻时，当时作出的判断是“2200点至3000点”，现在看来并不靠谱。　　猜想十：城镇化主题股表现突出　　发生概率：70%　　纵观各家券商2013年的策略，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大部分券商都认为城镇化将会贯穿整个2013年。其中，申银万国报告会就以“新城镇新产业”为主题，海通证券提出，明年全年将在战略布局城镇化主线。华泰证券看法相似。　　国泰君安认为，“新型城镇化”和“窄周期、宽消费”将是把握2013年投资机会的关键词，投资者可重点关注新型城镇化中以人为本的社会服务均等化、基建投资转向生态文明、自主发展的一些题材，秉持“窄周期、宽消费”的产业选择思路。　　事实上，城镇化是近期被高频率提及的一个词汇，既十八大报告提到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也频频提及城镇化。(投资快报)

莎普爱思滴眼液

莎普爱思滴眼液

莎普爱思滴眼液

莎普爱思滴眼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