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萧条时代的三大难题重现

大萧条时代的三大难题重现

新年伊始，金融市场和政坛围绕经济大萧条以来最紧张的气氛。　　这股看坏前景的悲观气氛比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后还要浓厚，是因为我们和经历过大衰退的人一样认为，可供选择的政策工具效果有限。　　当前危机分作两大部分：无法预见长远未来，以及因此察觉到没有任何资产是安全的。这两者合起来，导致短期操作主义。　　现在与雷曼事件时期的不同之处在于，2008-2009年间，决策者和平民百姓对解决危机的政策仍具信心，普遍相信反景气循环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可避免大萧条。　　货币政策的确有助稳定2009年的市场期望，但大型工业国家采取的措施，尤其是美国，遭巴西和土耳其在内部分新兴市场抨击，认为是通胀和资产泡沫的主因。　　另外，危机爆发初期的财政刺激计划令人失望。奥巴马总统2009年提出7,470亿美元救助方案，以其降低失业率至9%以下的目标为评判标准，这项方案效果不彰。中国推行4万亿人民币(6,300亿美元)振兴方案以保住增长，但付出的代价是现在开始破灭的资产和银行泡沫。　　欧盟和其他国家敦促欧洲各国提出自己整合的刺激方案，结果只让许多国家财政永续性变得脆弱。经过多场未能根除问题的高峰会后，欧洲央行(ECB)决定注资银行，使其能购买短期政府公债，但这也无法稳定市场。　　决策者追求短期复苏和长期稳定的努力遭遇三大难题，大萧条时代也曾出现类似状况。　　首先，许多国家因为汇率问题，货币政策缚手缚脚。欧元区国家采行单一货币，无法以汇率做为政策工具，就像1920年代，许多国家采金本位制一样。但放弃使用欧元将导致债务重估，恐使高债负更形沈重，因此陷入进退两难的局面。　　第二，正如1930年代，决策者不知道该如何处理金融危机带来的财政问题。公债违约疑虑使利率急遽攀高。　　对濒临险境的国家来说，现在逻辑逆转。低利时代通常易于发行公债，但现在若传出未撙节财政，或放弃减债和整合长债计划，都将推升借贷成本。　　第三，与大萧条时代部分国家的处境一样，金融危机使政策不起作用变得更严重。主权债问题和金融业疲软交互纠结，使国家债务的不确定性变成致命毒药。1931年夏天，多起银行挤兑恐慌自中欧蔓延至全世界；使衰退变成大萧条的决定性因素就是金融动荡。　　不管1930年代或现在，要找出解决办法都一样困难。如果解答存在，会藏身于清理资产负表的缓慢痛苦过程，以及设计出一套能促使银行以风险较低方式运作的激励系统。但着手清理将立即造成银行减少放贷，从而加速经济走下坡。　　大萧条中唯一适用的教训是贸易政策。1930年代早期，有系列贸易保护措施以对抗货币通缩。　　由贸易政策得到的教训是，思考可使财政决策获致长程改善的机制。特别是设计一套系统，找出影响财政稳定的潜在风险为何，将有助益。实例之一是美国和其他国家成立的独立财政委员会，类似瑞典在1990年代严重金融危机过后成立的机构。　　此外，有必要限制滚木立法(log-rolling)等政治压力，以免在仅具地方意义的方案上有额外支出。这将朝向缩减赤字和重建信心踏出第一步。　　这是欧洲国家和美国改革并辩护财政决策过程的时机。这同时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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